《长安的荔枝》里的荥阳郑氏，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最近热播的《长安的荔枝》，你们看了没？图/《长安的荔枝》官方微博看过原著的朋友应该知道，电视剧的改编较大，新增了岳云鹏饰演的角色郑平安，是部典型的“双男主”剧。这个角色出场即是平康坊第一陪酒侍郎，每日混迹酒桌陪酒陪笑，看似圆滑世故，实则隐忍正直，背负常人难以理解的辛酸和无奈。郑平安的“郑”，是荥阳郑氏之“郑”。在唐代，“五姓七望”是顶级门阀世家的代称，包括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唐朝诡事录》中的卢凌风）、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这些家族的各路势力和人脉，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金字塔尖般的存在。剧中设定郑氏一族因郑平安父辈得罪右相，被开除宗族。郑平安为了查明父亲死因，恢复族籍，重振郑氏，决定替左相办事，奋力一搏。那么，唐代历史上荥阳郑氏一族究竟是什么情况？让我们从谢思炜等著《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一书中一探究竟。——正文分割线——唐代士人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是由三方面来定位的：家世、婚姻、交游。其中家世本身又包括父系、母系双方。在旧门阀制度下，婚姻是门第的直接体现。在门阀仍极受推崇的唐代，如学者所概括的：“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一个士人的社会身分和名望，不仅与他的父系家族有关，而且与他的母系家族、尤其与他的婚姻对象及其家族有关。这部分关系的重要性远胜于其他师友同僚等交游关系。然而，传统的谱牒氏族之学，包括《姓纂》、《新表》等文献，都只记录男性世系，既不包含家族中的女性，也不记录婚姻情况。家族的这一部分材料分散载于史传、碑志等文献，极不完整。由于上世纪新见唐代墓志大量出现，我们才得以见到有关家庭关系另一半的母系及妻族的大批原始资料，也才有可能在世系考察的同时对人物婚姻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包括荥阳郑氏在内的“四姓”家族，以婚姻为纽带，在北朝至唐代的历史上曾经煊赫一时。据《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正月纪事：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㜕，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到唐初，据《贞观政要》卷七“礼乐”载：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又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可见“四姓”之说，一为崔、卢、郑、王，一为崔、卢、李、郑，后说至少到唐初已取代前说。但无论前说后说，都可以同时将另一姓包括进去，因此又有“五姓”之称。此外，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至少在唐前也已被纳入其中，“五姓”中的崔氏和李氏于是分为两望。唐高宗时下禁婚诏，就包括了这七家。《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载：（显庆）四年十月十五日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选、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于是又有“七姓”之说。至于为什么是崔、卢、郑、王四姓得膺此选，除了魏晋旧族、本朝官爵等因素外，则与备受孝文帝宠遇、“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的陇西李冲有关。李冲之族原为西凉李暠之后，不属于魏晋旧门，自李冲之父李宝才东迁入魏，在门第上原本逊于“四姓”。李冲为提高其门望，利用结亲等手段努力交接、笼络旧族。“所结姻㜕，莫非清望”，其主要对象就是崔、卢、郑、王四家。李冲在定姓族过程中“多所参预，颇抑宋氏”。作为回报，崔、卢、郑、王四氏因此得以占据高位，成为“衣冠所推”、皇室垂眷的后族。陇西李氏也一跃成为“当世盛门”，“四姓”于是顺理成章地扩展为“五姓”。这“五姓”自此获得与鲜卑“勋臣八姓”相同的与皇室联姻的特权，女子被纳为后妃、王妃，子弟亦尚鲜卑公主。其家族成员则仕途优显，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在此过程中，荥阳郑氏的地位变化尤其富于戏剧性。这个家族虽然在东汉时就出过郑众等名臣，并且是雄据乡里的地方大族，但在郑羲之前，该族在北魏朝中并无显宦。郑羲为中山王傅，历年不转，因请假归，“李冲贵宠，与羲姻好，乃就家徵为中书令”，就此实现华丽转身。也有研究指出，荥阳郑氏具有深厚的地方势力，除借助与李冲的姻亲关系外，其地位变化与北魏中期政治军事重心的南移这一深层背景有关。此后，历经北魏后期的大动乱和政权分裂、宇文泰取代西魏、北周灭齐等一系列变故，北魏门阀体制不复存在。远离代土的鲜卑宗室、贵族迅速没落，新的北镇武川系军事贵族兴起，并吸附拉拢关陇豪族为其所用。宇文泰推行复古改制，旨在打破原有门阀体制，尤其在选官中取消门阀特权，实现“选无清浊”，更预示门阀制度趋于消灭。隋、唐两代统治者均出自宇文泰入关后形成的关陇贵族集团，学者并将自宇文泰至唐初、该集团主导政坛所施行的举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山东人士在北周灭齐及随后发生的尉迟迥举兵反杨事件中，接连遭受严重打击，也因此对关陇形成敌视。隋朝统治者对山东士族尤其是山东高门防范、疑忌的态度，则一直延续到唐初。所以唐太宗每言及崔、卢、李、郑四姓意有不平，并对七姓十家实行打压。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虽经统治者一再打压，且四姓家族自北朝末至唐初确实官宦地位不高，“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但其最高门阀的地位并未因此动摇。贞观年间，太宗命高士廉主修《氏族志》，初以崔民幹为第一等，太宗颇不满，下令重修，乃降为第三。贞观十六年下诏禁卖婚，即针对四姓。至高宗显庆四年（659）下禁婚令，禁止七姓十家自为婚姻。然而，禁婚令的颁布不过证明了两点：一是四姓一直固守高门自婚的传统，借以崇其门第；二是当时竞相求婚四姓风气之盛。在这种情况下，禁婚令只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快便流为空文，反而被禁婚家用以自炫，借此进一步抬高其身价：“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弊云。”在接连发生隋、唐改朝易代之后，新统治者虽然对此耿耿于怀，但却无力扭转这种社会风气。原因当然也在于山东士族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和很强的政治经济实力，统治者不能不尽力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寻求关陇集团与山东、江左士族的合作，在此过程中对具有文化优势的山东士族虽然又恨又羡，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接受山东士族传统的门阀等第标准。太宗修《氏族志》，不得不将崔民幹列入事实上的第一等，就是证明。隋、唐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后，旧的门阀制度已不复存在，门阀大族也失去原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但门阀贵族的特殊社会地位并没有随之消失，门阀族望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身分标识。唐人讲求门阀的结果，就是极为重视婚姻的选择。四姓坚持相互通婚以自高其门，他姓则竞相求婚四姓，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于是得以延续。禁婚令反而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尾——正文内容选自《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引论篇，如果想要详细了解郑氏家族的婚姻仕宦关系，可以继续深入阅读。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谢思炜、王昕、燕雪平 著2019年8月出版58.00元978-7-5325-9307-1本书研究范围为郑温之后各房支，由于中祖郑恬、陇西郑涛之后不显，所以主要为北祖郑晔、南祖郑简二房。共辑得与郑氏人物有关的碑志材料365件。尽可能完善地恢复唐代荥阳郑氏各房支的世系，充分讨论其婚姻仕宦情况。此外利用了《旧唐书》本传9篇，《新唐书》本传13篇、合传中4人；还有《唐才子传》52人，《全唐文》小传63人，《全唐诗》小传42人，《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20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95人。整理/排版：戴亚伶（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