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晓志成名以后，把《无名之辈2》拍成烂片？

嗅态观察商业榜样，输出榜样观察作者 | 石灿音乐响起，灯光亮起，一辆挂满彩灯的东南亚风三轮车驶上舞台，章宇、任素汐、潘斌龙依次登场，饶晓志从升降台升起，掌声雷动。这是《无名之辈：否极泰来》的首映，也是饶晓志时隔七年再次回到“无名小人物”的世界。6月29日，这部被市场寄予厚望的续作终于和观众见面。点映热闹背后，饶晓志的发言透着一丝微妙的疏离，胡广生和马嘉旗的故事结束了，但无名之辈的困局永远新鲜。7月5日上映后，票房冷淡，网络上骂声盖过了赞扬，“我看别的烂片我至少还可以睡觉，但是本片编剧预判了我的预判他用大量的枪声让我根本睡不着，看又看不进去睡又睡不着，就纯折磨。”饶晓志的电影公式＝小人物 荒诞现实 情绪崩塌 道义拷问。他总是在荒诞现实中把小人物逼到极限，让他们情绪决堤，在混乱中反问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是否还值得相信。这正是他“戳中观众内心痛点”的关键。随着他进入主流市场，这个公式正被稀释为套路：小人物不再尖锐、情绪不再真实、荒诞沦为搞笑、道义拷问被替换为和解与圆满。他没变节，只是妥协。这一切，观众也许看不见，但他自己可能最清楚，“他们知道被骗了吗？”01出走饶晓志还在继续寻找伟大电影的密码，只不过，这次恐怕落空了。伟大导演和伟大作家都有一个创作困境：身处异乡的他们往往与家乡越靠近，越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饶晓志真的要寻找的，或许是最初出发时的那份执念，回到那个还没有被称作“导演”的自己，一个有疼痛、有困惑、有坚持的“无名之辈”。他出生在贵州桐梓县，那条贯穿小镇的主街，是他童年的全部世界。上世纪90年代初，录像厅里常年放映着从香港引进的动作片和喜剧片，周星驰、杜琪峰、周润发的影像在他脑海中留下浓重印记。那些影片中的人，常常命运多舛、个性张扬，却又挣扎着寻找出口，这些形象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种子。饶晓志最早与叙事建立联系，是从舞台开始的。小学时到县城上学，在同学们朗诵《雷雨》时，他已经能在舞台上表现出罕见的自信。进入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后，他的表演天赋开始凸显。他喜欢自己编小品、写剧本，哪怕排练场地简陋，也总是一遍遍打磨角色。那时候的他，不在意名利，只想扎进去做点像样的作品。别人完成作业就好，他却愿意干最累的活。为拍作业片，他常举着录音杆站在太阳下，一举就是好几个小时，晒得肩膀脱皮，也从不抱怨。老师们很快注意到这个倔强的学生：“他有一股子劲，认定的事情非做好不可。”一位从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成归来的师兄进一步改变了他。饶晓志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这成为他从贵州小镇走向戏剧中心的关键一步，也塑造了他的创作并不依赖故土的特征，乡愁回望成为他中年迷茫后的偶然。北京并没有立刻欢迎他。2003年毕业后，他像无数北漂一样，陷入生活的困顿。一度没有固定住处，靠亲友接济过活，频繁搬家成了日常。他也尝试自谋出路，和朋友合伙开餐馆，却刚火了十几天，就遇上“非典”，不得不停业。真正的转折，来自一次试镜。他去孟京辉剧团应聘群演，没想到只被扫一眼就录用了。他本以为终于有机会展示自己，结果却是要全程戴面具演出，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从群演做起，他花了三年时间才当上副导演。这段经历，虽然辛苦，却让他对“边缘者”有了深刻的体会，也种下了他对“尊严”这个主题的长期执念。2008年，他与李亚鹏合办春天戏剧工作室，终于开始主导自己的舞台。《你好，打劫！》《咸蛋》《蠢蛋》组成了他最初的“绅士喜剧”系列。这些剧荒诞中带着锋利，笑中藏着伤。微电影《烟·枪》致敬贝克特，全剧一镜到底长达22分钟，探讨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崩溃与异化。“我在剧场一向是一个提问者，我对社会有思考，但没有答案。”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立场的总结。他的剧场里，总有一股追问现实的力量。《你好，疯子！》把七个互不相识的人困在精神病院，逼问谁是真疯子；《东北往事》借用黑帮外壳，讲的却是人性和生存的边界。那些年，他不断在创作中追问世界：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人在被困住的时候，还能不能保住一点尊严？这些叩问，最终也走进了他的电影。只不过，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属于他的“无名之辈”才刚刚开始。02无名之辈荣誉来得猝不及防。2014年，饶晓志凭借《你好，打劫！》《你好，疯子！》《东北往事》等作品，拿下中国话剧金狮奖最佳导演。他很清楚，话剧舞台的掌声，撑不起他更大的梦想。那个在贵州就种下的电影梦，正悄悄在他心里翻涌。转机出现在2015年。一位投资人看完《你好，疯子！》后，主动提出把它改编成电影。当时正赶上舞台剧改编电影的热潮，饶晓志信心满满，准备一战成名。但2016年电影上映后，票房仅1500万，豆瓣评分开分只有6.8。恶评如潮水般涌来，他形容自己“拍完《你好，疯子！》，看到那些恶评那么骂我，我也很崩溃”，状态恰似《无名之辈》里看到恶搞视频后崩溃的“眼镜”。那段时间，他就像自己电影中的角色一样，在尊严和自我怀疑中苦苦挣扎。虽然电影在结构和节奏上还有不足，但《你好，疯子！》让他在大银幕上找到方向。不去追求宏大命题，而是专注于个体的困境；不喜欢说教，只想挖出人心里真实的东西。那时的饶晓志，还不是票房导演，更像是个“人性苦力”，一砖一瓦，铺出真相的地基，不炫技，也不迎合。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一次从英国回北京的航班上，他和老乡章宇在飞机上喝酒，耳机里放着尧十三的《瞎子》，一首用贵州方言改编的《雨霖铃》。这首歌击中了他，那不是普通的乡愁，而是一种“混不下去的人的乡愁”，是一种穿不过人群的孤独，是一种只有故乡才能疗愈的惆怅。回到北京，他立刻找到编剧雷志龙。几位朋友在烧烤摊上坐着，伴着《瞎子》的旋律，脑海中浮现的是童年记忆里的贵州小城。他和雷志龙那时都在人生低谷，那一晚他们说：“咱们做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就是《无名之辈》。创作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像一次精神还乡。他们不是赶着写剧本，而是先写出几万字的人物小传，把每一个角色的底子打实，哪怕最后剪掉两组人物，也不将就。他们相信，“演员的魅力，加上角色的厚度，才会有真正的银幕形象。人立住了，戏就有了。”贵州方言成了打动观众的钥匙。陈建斌、任素汐、章宇用方言演绎那些日常小事和沉重命运，让人仿佛走进了都匀老楼的烟火日常。在合肥的一场路演里，一个播音系的男生提问时哽咽到说不出话：“你们上台时大家在鼓掌，我却一个人坐在台下流泪。”饶晓志接过话筒想安慰他，却发现自己也已经泪流满面。那一刻他知道，那些藏在角色里的尊严与痛感，确实穿越了银幕。电影上映前，所有人都不看好《无名之辈》，哪怕饶晓志也没有太大的信心。但上映后，《无名之辈》凭借口碑一路逆袭，最终票房近8亿，成为2018年最出人意料的黑马电影。这部片子的成功，是他创作意识的一个高点。他没有讲“大时代”，讲的是那些“破鞋命”的人。一个瘫痪在床的姑娘，一个窝囊的中年贼，一个愤怒又无能的警察。这些人可笑、荒诞、失败，却格外真实。尽管整部片子仍有舞台剧的影子，结构也不算完美，但打动人的，是那种对“失败者尊严”的反复咀嚼。那时的饶晓志，还站在“无名者”一侧。他的镜头不是俯视，也不是歌颂，而是安安静静地蹲在这些人身边，陪他们吸最后一口烟，再和命运撞上一回。他拍“无名之辈”，不仅是因为“他们值得”，更因为这是他自己作为创作者在体系中逐渐边缘化的投影。在流量为王、营销至上的电影生态里，导演的创作自由与尊严，被一点点磨损。所以，每一次“荒诞”与“无力”，既是角色的命运，也是导演自身的现实感受。03悄然变化当《无名之辈》的成功把饶晓志推向聚光灯，他也走到了一个创作者必须面对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走原路，重复安全的成功模式，还是冒险尝试新的表达？他在内容公式上选择了前者，内容类型上选择了后者。2020年，他邀请刘德华主演《人潮汹涌》，把这部改编自日本电影的作品送进了竞争惨烈的春节档。影片上映首日票房不到5000万，甚至不如《熊出没》。面对这样的局面，很多导演可能会怪宣发不给力。饶晓志却没有。他三天没出酒店，亲自联系影院、加入十多个影管群沟通排片，还在微博上公开为自己的片子呼吁。这种“死磕”的劲头，像极了他电影里那些不认命的小人物。最终，《人潮汹涌》票房逆转，突破7.6亿。这只是他转型的一部分。不久后，他接手主旋律大制作《万里归途》，导演郭帆把这部讲述中国外交撤侨行动的影片交到他手上。对于第一次拍这种题材，饶晓志依然坚持自己的角度：“外交官也是普通人，只不过承担了把同胞安全带回家的责任。”为了真实还原北非战场的环境，剧组在宁夏的寒冬里搭建出1:1的非洲小城。水泥一搅拌就冻住，工人只能用热水和料，冻土坚硬如铁，地基施工异常困难。影片中最有张力的一场四分钟长镜头，为了呈现出真实感，100多位演员整整磨了两天，反复拍了四十多遍才完成。饶晓志还悄悄在电影中埋了一颗“故乡的种子”。那个角色递出的纸条上写着“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那是他的老家。他把自己的起点，藏进了这部大片里。2022年国庆档结束，《万里归途》最终票房突破15亿；到了2025年，与其他9部影片获得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资本的风暴从未平息，市场对《无名之辈》续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饶晓志没有回避，他选择正面回应。这一次，他把故事从中国西南搬到东南亚的热带灰影之地。在那里，他构建了一个关于直播骗局与暴力连环事件的故事结构：章宇饰演的陈三金，被卷入一场“手撕渣男”的直播秀场；任素汐饰演的薛芳梅，则成为穿梭于废墟与镜头之间的“中转站”。火龙果、假死、爆炸、手持摄像机的凶手……这些元素勾勒出一个荒诞却真实的当代社会图景。这不是《无名之辈》的续集，而是一次新的困局和独立的故事。饶晓志依旧想借助流量社会的“看与被看”，去反讽如今被审美、被舆论操控的现实。他想继续讲人性。起初，这部电影的设定确实很有锋芒。直播变成审判台，流量变成合法的暴力，真人秀背后是命运的颠覆。但这些锋利的设计，最终还是在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中被磨平了。因为，这不是一部自然生长出来的电影，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市场需求驱动的项目。甚至在剧本阶段，整个系列就被设计成“双片矩阵”，另一部片子叫《无名之辈：意义非凡》，这部则是对前作的延展。于是，一些结构显得功能性太强，一些人物的出现也显得用力过猛，荒诞变得标准化，疯癫变得可控。曾经在《无名之辈》中最让人动容的疯子逻辑，如今更像是被摆在舞台中央供人观看的表演逻辑。情节还在走荒诞路线，但结尾却用一连串急促的正能量收尾，好像直播间里的一个个点赞，真能治愈所有伤痛。如果说《无名之辈》是一个主动回应现实的作品，那么《无名之辈：否极泰来》更像是一个被现实“指派”出来的产品。当然，《无名之辈：否极泰来》看起来像是他还在讲“无名者”的故事，只不过，创作者本人的位置，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他放弃了乡愁，回到了原本属于他从小到大都在追求的轨道上——远离贵州，寻找他乡——一种完全脱离乡野气息的现代城市化生存文化。写到这儿，也就不难理解饶晓志的作品了。同是贵州籍导演的毕赣和陆庆屹的作品极度依赖贵州特色，而饶晓志则能跳脱地域的特征，走向更主流的商业世界。以至于，他更大的野心并非《无名之辈》里的贵州元素，而是向好莱坞看齐的商业片叙事。他越想要守住初心，越显得遥不可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导演变得“更会讲故事”，或者“更懂宣发玩法”，但这并不是个体的主动进化，而是结构性转向的产物。中国电影工业近十年正在经历一个从“创作者中心”向“平台中心”的转移过程。剧本要能立项、卡司要够体量、题材要不出格、节奏要能剪辑成抖音热点……导演的作用，不再是那个“最后拍板的人”，而是个协调各方资源的“中间层”。饶晓志，就是在这个角色中被耗损的代表人物。他足够懂戏剧，但又必须参与商业；他有真实感追求，但也要给平台交出KPI；他知道拍出《万里归途》那种戏骨对戏是高光时刻，但也得接受流量明星对口型的尴尬。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而是系统如何处理“非极端型导演”的通用策略——消耗他们、规训他们、让他们可控。04为“无名者”发声，为“有名者”服务在《无名之辈：否极泰来》里，最难安放的，其实不是哪个角色的命运，而是饶晓志他自己。这部片子最大的问题，不在技巧，也不在结构，而在于导演的创作动机变得模糊，身份也变得游移不定。你很难说他到底想拍什么，更难判断他站在哪一边。《无名之辈：否极泰来》像是他一场戏剧梦的变异版本。你仍能看到《你好，疯子！》的影子：荒诞的设定、现实的反讽、错位的逻辑。但这一套如今看起来，像是过时的旧戏法，和他想探索的新东西缠在一起，显得既不纯粹，也不痛快。其实，饶晓志在《无名之辈》里，已经成功地跳出了舞台剧式的表达，拍出了更贴近现实的东西。但这一次，他又回去了。《无名之辈：否极泰来》更像是主流电影市场对这个IP的回收与重塑，不再是他个人表达的自然延续。换句话说，他原本走上去了，现在却走下来了。整部电影给人的不适感，不是因为故事混乱，而是因为创作情绪本身在摇摆：他想拍得尖锐一些，又不敢太过；想突破，又担心越界。于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部像《无名之辈》的“仿制品”，却少了那部片子真正的灵魂和力量。剧情节奏仿佛被某种“必须向上”的主旋律牵着走，强行制造一种“苦尽甘来”的幻觉，却少了前作那种来自底层挣扎的真实感。结尾的转机来得太快，人物转变缺乏铺垫，很多情节看起来就像是为了迎合而生。饶晓志始终需要更大的、更多的商业成功，来证明他当初逃离贵州、奔向大世界的决心与代价是值得的。哪怕到了今天，这一点依然成立——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圈层高度固化的电影资本场中，谋生与晋升的逻辑早已明确：哪怕拍十部票房过十亿的“狗血商业片”，也不为过。对于一个小镇出身的青年导演来说，想要在这样的体系中出头，最关键的资本无非三样：第一是才华，第二是听话，第三是听话的才华。天赋必须被驯化，表达必须被审查，成长的代价就是个性被系统性调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无名之辈：否极泰来》既是一部试图“安放小人物”的电影，也是一部向资本靠拢、向主流妥协的作品。饶晓志仍然试图讲“人性”，但这个人性不能太暗，不能太丧；他还在描绘“失败者”，但这些失败者必须在最后站起来，带着某种被规定的希望与正能量。这与他在第一部《无名之辈》中那种不回避失败、不粉饰真相的表达方式，已经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堕落”了。饶晓志一直在夹缝中创作。他出身电影体制，熟悉规则，也知道如何在规则边缘表达自己。在《你好，疯子！》《无名之辈》之后，他接到了更多的资源，拍了《人潮汹涌》这种更安全、也更商业的作品。他曾说自己希望有“更大格局的表达空间”，但现实中，这个“空间”慢慢也吞噬了他曾经的锋利。他变得越来越懂得怎么讲一个“能卖”的故事，却越来越难拍出一个“非拍不可”的作品。《无名之辈：否极泰来》是“无名之辈系列”的一个分水岭。他试图给“小人物”找到出路，却忘了，那些真正的小人物，从来就没指望胜利。他们只是在失败里，保留一点尊严和荒诞感。回顾饶晓志的创作，你会发现他一直执念于“人性的承认”。疯子、贼、落魄警察、边缘商人……他拍的都是那些社会边角料中的人。他也太清楚，这个时代不欢迎太复杂的人。所以他一边坚持拍“人性”，一边又努力把人性包装得更温柔、更安全、更容易接受。这使得他的作品，尤其是《无名之辈》之后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人性表达与政治正确之间的拉扯感。在艺术愿景上，他想为“无名者”发声；在现实策略上，他又不得不为“有名者”服务。反复横跳的生存策略也导致了《无名之辈：否极泰来》的混乱与失衡，最终走向爆米花电影的命运。他还在拍，但拍的方式，已经被行业的运行规则重新定义了。主要参考资料[1].《饶晓志，万里归初心》，贵阳晚报，2025年6月24日[2].《今年最大黑马锁定？专访《无名之辈》导演饶晓志：人生就是在“等待戈多”》，娱乐独角兽，2018年11月30日[3].《仅凭这三点，他从一个小镇青年成了知名电影导演》[4].《饶晓志：不惧归途万里，家是唯一方向》，中国电影报，2022年9月30日[5].《详谈：饶晓志》，新星出版社，2021年6月，李翔